虽然，李鸿章是完全清楚朝鲜国的独立自主地位的，但他和许多的国人一样，在心底一直把朝鲜视为臣属国。加之朝鲜的地理位置，一旦被别国控制，等于打开一处国门。从袁世凯那里，他已经知道放李罡应回去，没起到牵制闵妃集团的作用。认为，朝鲜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，失控的可能性极大。

但是，清**那时，內忧外患，那还有余力管朝鲜的事。再说了，就是他想管，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谓，三十年何东，三十年河西，那个时候，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老佛爷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。但是，袁世凯的积极性也不好挫伤。就命知府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，到汉城调查情况。

朝鲜方一看事态严重，正式发照会，明确否认此事，要求袁世凯拿出证据。

袁世凯没办法只好推出闵泳翊，而此时闵泳翊已不知去向。查无证据，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。

这件事的后果有二：其一，经袁世凯这上下折腾，闵妃集团投向俄国的阴谋败露，行动收敛了。其二，袁世凯同朝鲜朝廷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。

李鸿章通过知府陈允颐转达袁世凯：对于他的积极认真的履职，给予了肯定。也明确告诉他李罡应那里已指望不上，加强控制朝鲜，就只能靠自己了。

人总是缺乏自知之明的。

虽然这时候朝鲜从国君到群臣，对袁世凯都深存戒心，只是表面敷衍；但袁世凯自我感觉良好。

九月底，袁世凯上书李熙，提出“谕言四条，事事至务十歀”，要求他采纳，力去前非。

十月上旬，又写了一篇《朝鲜大局论》，送给朝鲜**，宣称：“朝鲜本属中国，今欲去而之他，是犹孺子自离其父母，而求他人之顾复也。”并说朝鲜“依靠中国”有六大好处。，“背中国”有四大坏处。

末了又驳斥了朝鲜的自主论：“朝鲜自君其国，自子其民，与各国立约，互称已为自主，不过受辖与中国耳。如以不臣于人为自主，是徒取文字之体面，而不顾宗社之论亡，贾虚名，受实祸，朝始称帝，夕已灭亡。……方今上下解体，国弱民贫，欲求一至近、至大、至仁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，舍中国，其谁与归？謹依中国以图自存，犹有他虑，况背中国乎？”

所谓弱国无外交，朝鲜当局，对于袁世凯这一番狂妄无知的言论和作法，表面上只能唯唯诺诺。

对此，袁世凯却自我感觉良好，自以为得计，很多年后还以此而吹嘘。

因此而为袁世凯唱赞歌的人也是有的，比如有人写到：“倘若当年他在朝鲜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处决，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？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，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呢？”

我们在有些时候，自己的国家弱而受强国欺辱时，常义愤填膺。但是在欺负弱小时，却往往不能站在弱小民族的立场思考问题。或许，这就是人性的悲哀。

袁世凯是不会知道，他的这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言词和作法，是怎样深深刺痛着朝鲜上上下下的民族自尊；也就加速了朝鲜和中国的宗藩关系的解体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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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这些做法，连一直支持他的李鸿章都看不下去了。对其“动止张皇”、“躁妄轻率”，给予了狠狠地训斥。

本想好好表现一番，像给其二姐的信中所吹嘘：“只手撑起东方大局”，“清廷和李中堂一定会嘉奖他办事有法。”没想到等来的是被骂个狗血噴头。所谓拍马屁没拍准地方，拍到了马蹄子上。

有了这次教训，他做事才有所收敛，也开始学得稳重一些了。

有压迫就有反抗，有控制就有反控制。袁世凯的滥用职权，激起了朝鲜当局越发摆脱中国这个宗主国控制的想往。

为了表示独立自主，为了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。一八八七年八月，李熙派朴定阳为全权大臣出使美国，沈阳学为全权大臣，出使英、德、俄、意、法等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