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为后话。

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情理之中，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。

他生气是因为，这首先是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和信用，对一个整日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之人，这是最忌讳的东西。再者说，北洋军将领背着他去做这样的事，他不生气才怪？

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，指出这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，是大节和大义之所在。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和一些军方将领首肯，说他这次来禀报也是按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行事。

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。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，甚至可以说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。那么，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，这样去做了，袁世凯还能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了吗？这是袁世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。

袁世凯还是很疑惑，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，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。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，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段祺瑞究竟是怎样考虑的？

对于袁世凯的疑虑，靳云鹏有思想准备，也早就和段祺瑞等人统一过口径。

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：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，主张共和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。

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，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

他问靳云鹏：“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，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，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，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？”

袁世凯的这段表白，人们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，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，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。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，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。

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。那时还是帝制时代，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，是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的。事情被闹到了这个份上，相信袁世凯不高兴也在是很正常的。

军方的态度，对袁世凯不能不形成压力。

而此后的政局发展，还真是沿着段祺瑞、黄兴规范的五项原则进行。

但是，这也为这个国家一个不好的政治生态埋下祸根。就是军人干政，枪杆子说了算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有理走遍天下,但在专制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，专制制度下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谁权大谁说了算。

军人干政造成了另一种专制，谁有实力谁说了算。这和民主共和肯定是背道而驰。

见到南北议和陷入僵局，列强纷纷站出来力挺袁世凯。

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声言：“我们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，并怀有极其友好的情感。我们愿意在中国看一个十分强大的政.府，……这样一个政.府，将从我们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。”

法国使臣和英国相呼应，到处宣传，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“真主人”，宣杨“袁世凯殊有统一全局之力量”，“于皇室及民间，皆能保其良好之感情，或者彼渐超然于此二者之上，而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乎？此则吾外人之大幸也”！

列强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的支持袁世凯呢。 有研究表明，和英国伦敦《泰晤士报》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有很大的关系。

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：

与历次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是，它不是改朝换代。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，而且要求皇帝退位，建立共和政体，完成社会制度的政治变革。

巨变震惊世界，欧美各报的记者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变革的报道之中，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表现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描摹。

英国伦敦《泰晤士报》驻北京记者莫理循，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。他作为记者，不但实时报道了中国的革命，而且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身份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，——袁世凯所依赖的外国人之一。

莫理循认为辛亥革命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运动，反对那些对中国内战血腥场面的报道。

有人认为莫理循是清帝逊位的主要支持者，可能还是策划者。
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蔡廷干向莫理循透露了，他与刘承恩到南方谈判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动向，使英国掌握了其中的内幕。蔡廷干还说过，莫理循安排了唐绍仪赴上海谈判时的住处。

莫理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袁世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，涉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与列强和在华外国人的关系时，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。

因为他是外国人，在列强看来，他的发声能客观公正，更值得信任。虽然他在南北议和时期的作用，和他对袁世凯支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，值得探讨。